戴德生的故事（轉貼）

戴德生

( Dai Desheng , J. Hudson Taylor )
1832 ~ 1905

一、戴德生的祖輩

戴德生（Hudson Taylor）於1832年5月21日出生於一個基督徒世家，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（James Taylor），原居住在英格蘭南約克郡的洛士頓（Royston, South York）。在他結婚之日早晨，聖經中的一句話："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"（約書亞記24:15）進入他的內心，使他大受感動，生命得到重生。從此後，這句話就成為戴家與神之間所立的約，世世代代一直守約到今日。

戴雅各夫婦婚後，移居到邦士立（Barnsley），成為戴家世居之地。不久，戴雅各成為邦士立循道宗教會的傳道。1786年，83歲的約翰衛斯理到邦士立佈道時，就住在戴雅各家。五年後，戴雅各帶領當地信徒，在附近針疊山（Rinfold Hill）上建立了循道宗禮拜堂。

戴德生的祖父戴約翰（John Taylor）是長子，父親去世後即擔負起家庭重任，以紡織為業，養家糊口。戴德生的父親戴雅各（James Taylor）年輕時開始學醫，19歲時即擔任循道宗教會的傳道。24歲學成後回鄉開設藥房。1831年與賀雅美（Amelia Hudson）結婚。婚後，兩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，並讀過一些關於中國的書，包括賀爾艦長（Captain Basil Hall）所寫的《遊記》(Narrative of a Voyage)，由此便產生出向中國人傳福音的願望。他們在禱告中許願：如果神賜他們一個兒子，願將他獻上為神使用。結果神遂其所願，賜給他們兒子戴德生。從孩提到年少，父母對戴德生的成長影響很大，戴德生後來追述說："就我自己和我對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，我對我的雙親有著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。如今，他們都已進入安息，然而，他們對我的影響卻永不磨滅"。

母親賀雅美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，16歲時即外出擔任家教。同戴雅各結婚後次年，即生戴德生。其後又生二男二女，惜兩個男孩先後夭折，只有兩個女兒存活下來。母親敬虔的榜樣，為戴德生和兩個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屬靈根基。

戴德生年少時，就時常跟隨父親到附近鄉間傳道，從而使其對窮人富於同情心。父親還常常帶領家人一起閱讀巴彼得（Peter Parley）所著《中國和中國人》（China and Chinese）一書，其優美的文字和插圖深得孩子們喜愛，故戴德生自年少時起就立志長大後到中國去傳福音

二、戴德生的得救與獻身

戴德生年少時也曾經歷不信與反叛，為此，母親和大妹賀美（Amelia Hudson Taylor）常為他迫切禱告，甚至賀美立志每日三次為哥哥禱告，直到他得救為止。1849年6月的一天，母親到五十哩外的巴頓（Barton-on-Humber）拜訪自己的妹妹Mrs. Mary Hudson。午後，她為戴德生得救的事懇切禱告，並決意除非蒙神應允，絕不停止禱告。數小時後，母親內心得到平安，禁不住讚美神。同一時刻，剛滿17歲的戴德生正在家中書房讀一福音單張，被"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"一文所感動，日後他說:"聖靈的光照入我心中，使我豁然開朗，明白再無可作的了，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，不住的讚美衪"。又說:"兩週後母親回來了，我告訴她，我有好消息報告給她，她說她已知道，並已高興了兩週，因為神已經告訴了她"。

重生得救後的戴德生，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喜樂，並急迫地要將一切奉獻給神。多年後他回憶說:"我清楚記得，我是何等地喜樂！我將我的愛傾倒在神面前，一再向祂表明，我對衪的感激之情。當我無望之時，祂已為我作成一切。我求祂讓我為衪作一些事，以表明我的愛與感激；一些捨已的事，無論多麼艱難、多麼渺小的事，只要能得衪的歡心。我清楚記得，當我將自己毫無保留奉獻在祭壇上時，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，深深地臨到我，我確知衪已悅納了我的奉獻。神的同在，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實與祝福。我深深記得，當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時，那不能言說的敬畏與喜樂充滿了我。我雖不知衪要我作什麼，我卻深深知道，我已不再屬於自已，這感覺直到如今不能磨滅"。

這一重生得救的經歷，成為戴德生一生的轉捩點。1849年9月，大妹賀美開始到寄宿學校讀書。同年 12月的一個夜晚，戴德生寫信給賀美(Amelia Hudson Taylor)，說他極其渴慕過聖潔生活。當夜，他在神面前表明心願：無論神把他領往何處，無論遭遇什麼事情，他都願意為主擺上。日後他回憶說:"我永遠不能忘記，我在全能神面前與衪立約，我幾乎要退縮，但已是不能，......從那時候起，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國，直到如今，這信念不曾離開我"。從那時起，他聽到主的聲音對他說:"你為我到中國去"；也是從那時起，他開始為中國而活。他母親說:"從那一時刻開始，他的決心已定。他的追求、他的學習，無一不以此為目標；也不論遭遇任何困難，他的志向總不動搖"。

從立志獻身之日起，戴德生將自己所有的舒適用品送給別人，以度簡樸生活；加大運動量，以鍛練身體；外出佈道，慰問病人，以操練愛心。當他讀過宣教士麥都思（W. H. Medhurst）所寫的《中國：現況與展望》（China: Its State and Prospects,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）之後，得知醫藥對中國宣教的重要性，於是決定學醫。19歲時，戴德生離家到赫爾(Hull)，從師於哈迪醫生(Dr. Robert Hardey)，同時學習度一種簡單、刻苦的生活。母親為其健康擔憂，他回信說："每年一千二百萬中國人去世，沒有神，沒有希望。...... 我們豈可置之不理? ......我覺得若不替中國作一點事，就不能活下去"。一年多後，戴德生轉到倫敦醫學院，專攻外科。一次，在解剖屍體時，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紅熱，醫生判定他必死無疑。他後來作見證說: "我起先覺得憂愁，因為不能到中國去；一會兒又覺得我在中國有工作，不會死的。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見證說，我歡喜離世見我的主，可是因為我有使命在中國，無論病況如何嚴重，我必能脫險"。結果正如他所相信的，竟至痊癒。

促使戴德生遠赴中國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國宣教士郭實臘（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, 1803-1851）。郭氏原為"荷蘭傳道會"(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)所差派，到爪哇宣教，不久他脫離該差會而獨立。1831-1835年，當中國仍門戶緊閉時，郭實臘穿華服，操華語、七度遊歷中國沿海各省，派發數十萬福音單張和聖經小冊。1844年他創立"漢會"(Chinese Christian Union)，專門雇用華人深入內地散發福音單張及書冊。同時他為歐美各種報刊撰文，介紹中國，鼓動宣教，從而在歐美掀起來華宣教浪潮。1850年，郭實臘返歐期間，於倫敦創辦並發行了《海外佈道雜誌》(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)，戴德生從始至終都是這一雜誌的忠實讀者，並深受激勵。1852年5月"中國傳道會"(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)成立。1853年9月19日，戴德生成為該會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。日後，當戴德生創立"中國內地會"時，他曾如此說: "郭實臘乃中國內地會之祖"。

三、早年中國宣教經歷

1853年9月，戴德生接受"中國傳道會"的差派，準備啟程前往中國宣教。為此他不得不與未婚妻韋瑪莉（Marianne Vaughan）解除婚約，因為瑪莉的父親不願意把女兒遠嫁到中國去。9月19日，戴德生在利物浦碼頭登上"敦費士號"（Dumfries）輪船，啟程前往上海，母親前來為兒子送行。多年後，戴德生憶述當天的情景:"我永遠不能忘記，那從母親內心絞出來的哭聲，像刀刺透我。直到那時，我才完全明白: 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的意義之重大"。母親日後也回憶說:"戴德生看見我的痛苦，特地跳上岸來安慰我，說: '親愛的母親，不要哭，這只是一個短短的分別，很快我們就會再相見的。想一想，我離開您，不為名、不為利，乃為一個榮耀的目標----引領中國人認識耶穌'"。

經過156天的海上航行，"敦費士號"終於在1854年3月1日抵達吳淞口。戴德生登岸後，暫時住在倫敦會雒魏林醫師（Dr. William Lockhart）家中。半年後，他才在北門外租到房子，開始宣教工作。但僅三個月，租屋就被炮彈炸毀。當時正逢"小刀會"起義軍佔據上海，與清軍對峙。戴德生身處戰火之中，不但生活艱苦，生命也時常受到威脅。1854年10月19日凌晨，他在睡夢中被火光驚醒。黑暗中，他迅速穿好衣服，禱告祈求神的護佑。當他爬上屋頂察看時，眼見火藉風勢，就要燒到他所住的木屋。在這危急時刻，天竟下起雨來，這才使他倖免於難。日後戴德生回憶這段艱難的歲月時說:"(那時我)寒冷、飢餓、在危險的黑夜守望無眠、甚至感到完全孤立無助。......但有什麼比這樣的環境，更能顯出神話語的甘甜、神同在的真實，以及神幫助的可貴呢？事實上，這正是我倒空自己，學習謙卑的時候。經歷這些，不是叫我蒙羞，乃叫我信心更加堅定，在祂帶領之下，勇往直前，並經歷衪應許的可靠......"。

1854年11月，"中國傳道會"差派巴格爾醫師（Dr. William Parker）夫婦到上海與戴德生同工。在1854-1857年間，戴德生以上海為基地，曾18次到江浙兩省旅行佈道。在其第八次，臨去杭州灣宣教之前，為便於接近中國人，他特地叫理髮師為他剃髮染髮、編辮子，並穿上華服。不出所料，這次佈道效果果然明顯。在他給妹妹的信中，談到這次剃髮、梳辮的經歷:"生平第一次剃光頭是件痛苦的事，尤其是皮膚容易長痱子的人，......染髮五六個小時，......到梳頭之時，痛苦達於極點。......就因為受苦，才顯出這條辮子的可貴"。

戴德生也曾與賓惠廉牧師(Rev. William Burns)同工，到江浙及廣東汕頭佈道。他尊賓惠廉為其屬靈的父親；賓惠廉也受他影響，改穿中國服裝，二人成為莫逆之交。

1856年10月，戴德生離開上海前往寧波，與那裡的"中國傳道會"宣教士祝恩賜（John Jones）同住、同工，和他一起學習過"信心生活"，二人在基督裡結為至交。不久，戴德生因與差會在某些理念和原則上發生分歧，又得知差會出現赤字，遂於1857年5月，脫離"中國傳道會"，開始獨立傳道。其樓下會堂兩側懸掛著兩幅對聯: "耶和華以勒"(耶和華必為我們預備)，"以便以設耳"(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)，表達出他們憑信心宣教的理念。

在寧波宣教期間，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瑪麗亞（Maria Dyer），並與之相愛。瑪麗亞於1853年到寧波，在艾迪綏女士(Mary Ann Aldersey)創辦的教會女校中任教。她的父親台約爾（Samuel Dyer），也是一位早期的來華宣教士。他改良了中文活字，提高印刷效率。1843年病逝於澳門，葬於馬禮遜墓旁。1858年1月20日，21歲的瑪麗亞與身穿中國式長袍，腦後垂著一條長辮子的戴德生，在寧波英國領事館內舉行婚禮。婚後，二人同心在寧波繼續宣教工作。次年7月，長子戴存恩（Grace Dyer Taylor）降生。同年8月，巴格爾醫生返回英國，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寧波醫院。他憑著信心，和八個當地教會的中國基督徒，一同服事病人，一同經歷神的信實。1859年底，共有六百多人門診，六十多人入院，其中多人因聽信福音而接受基督。

長期勞累使戴德生的身體大受虧損。1859年底，他因氣管炎導致呼吸困難而住進醫院。1860年新年，他在病榻上度過。2月l4日他寫信給父母，請求他們在循道會中發出呼籲，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，獻身前來中國宣教。他寫道:"希望父親同意我這一點願望，......此地人民不斷沉淪，神卻不斷祝福我們的工作，只是我們已經筋疲力盡，需要人來幫忙。......父親啊！您既已奉獻了您的兒子，請您再奉獻您的影響力!"同一天，他也寫信給新婚的妹妹和妹夫，就是在這封信中，記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:"假使我有千鎊英金，中國可以全數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條性命，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。不，不是中國，乃是基督。這樣的救主，我們為衪所作的，會嫌太多嗎?"

四、創立"中國內地會"

1860年7月19日，戴德生和瑪麗亞帶著未滿週歲的小存恩，搭乘"禧年號"輪船從上海啟程回英國。同行的還有寧波教會的王來君弟兄，負責在航程中照顧身心俱疲的戴德生。到英國後，還要協助戴德生翻譯聖經。當他們抵達倫敦後，戴德生立即著手洽談印刷寧波語新約聖經、讚美詩及福音單張等事宜。三週後才踏上返鄉之路，探望闊別七年之久的父母。

1861年1月，經倫敦醫院克拉克醫師（Dr. Andrew Clark）診斷，戴德生的肝臟、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已嚴重受損，必須留在英國休養，幾年內不得出國遠行。因此，戴德生只好遵醫囑留在英國有四年半的時光。但他一點都沒有閒著，這段時期反成為他重新得力，重整旗鼓的時期。在此期間，戴德生成就了數件大事：（1）1862年，順利通過考試，取得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資格，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。同年秋天，又取得皇家外科學院助產資格證書，成為合格的產科醫生。（2）1861年5月，完成寧波語《讚美詩集》，1863年10月，與高富牧師（Frederick F. Gough）合作，在王來君的協助下，翻譯、修訂羅馬拼音版"寧波語新約聖經"。（3）如其禱告所求，於1862-1865年間，先後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寧波宣教，他們是宓道生夫婦（James & Martha Meadows，僅一年後宓夫人因霍亂死於寧波），樂曼小姐（Miss Jean Notman），白克敵（Stephan Paul Barchet），江郎筆（George Crombie）與未婚妻施金娜（Anne Skinner）。

但最重要的莫過於"中國內地會"的創立，此舉可說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。從1864年底開始，戴德生和瑪麗亞花了半年多時間，完成《中國:屬靈的需要與託付》（China: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）一書的寫作。但就在此時，他發現英國各差會在華宣教士數目卻由115人減至91人，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國沿海五口城市中，無一人在中國內地宣教。看到這種情況，一想到在中國每月都有百萬人死亡，卻無機會聽信福音，以致靈魂不得拯救，便憂心如焚，徹夜難眠。1865年6月下旬，戴德生到柏萊頓海濱（Brighton Beach）度假。6月25日，在參加一次福音聚會之後，他獨自到柏萊頓海邊沙灘上散步，再次想到中國那千百萬失喪的靈魂，心靈痛苦至極。後來，神的安慰與啟示臨到他，使他內心得到空前的釋放，以至於他完全降服於神，並懇求神為他預備24位宣教士，與他共赴中國，為擴展神的國而爭戰。從柏萊頓海濱回倫敦後，戴德生以"中國內地會"之名在銀行開了個戶頭，存入十磅英金，"中國內地會"於焉成立。接著，戴德生到英國各地傳遞"中國內地會"之異象。在1865年9月第三屆"蘇格蘭基督徒靈修大會"（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），他引用箴言24:11-12:"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將被殺，你須攔阻"，與會眾分享信息。1865年10月25日，戴德生的《中國:屬靈的需要與託付》出版，並在第二屆"密爾美靈修大會"（Mildmay Conference）上分發，引起很大迴響。1866年3月12日，第一期《不定期報》（Occasional Paper）創刊，報導內地會消息。直到1866年5月26日"蘭茂密爾團體"啟程之前，戴德生仍到各處傳遞異象。

1865年10月，戴德生差派差范約翰夫婦(John & Ann Stevenson)與曹雅直(George Stott)前往中國，會同先前所差往寧波的5位，共計有8位，成為中國內地會的先驅。1866年5月26日，戴德生夫婦攜四個孩子，與16位宣教士啟程前往中國，史稱"蘭茂密爾團體"(Lammermuir Party)。

五、"中國內地會"在華事工

中國內地會在華事工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：

第一階段（1865-1875）：紮根時期。戴德生率"蘭茂密爾團體"於1866年9月30日抵達上海後，稍事安頓即前往杭州開拓新的宣教基地與工場。11月，他們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號，內設禮拜堂、診所、藥房、辦公室和印刷室等。從一開始他們就入鄉隨俗，身著中國服裝，男束髮辮。雖然因此曾被人嘲笑為"豬尾巴宣道會"，他們仍堅持如此行，盡力與中國百姓認同。

在杭州教會發展的同時，曹雅直於1867年12月奉派去溫州宣教。由於他只有一條腿，當地人以"獨腳番人"稱他，但他憑著對神的信心，以及對人的愛心，把福音帶給當地人。1868年他為一位名叫葉鍾傑的鞋匠施洗，使之成為溫州第一個基督徒。同年，他興辦一所男校----崇真小學。1870年結婚後，其夫人又興辦一所女校----育德女學。1880年，他們又創辦一所西醫院，此乃溫州最早的西醫院。藉著學校和醫院，使福音逐漸廣傳於溫州。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時，福音已在溫州紮下根來。

1868-1871年間，戴德生來往奔波於鎮江與揚州之間，此期間發生了一連串令戴德生刻骨銘心的大事，先是揚州教案；接踵而來的是三個年幼兒女以及愛妻瑪麗亞之死。

揚州教案起因於法國宣教士金緘三（Joseph Seckinger）所開設的育嬰堂。1868年育嬰堂內有數十名幼兒相繼夭亡，導致謠言滿城流傳，激起民眾反教浪潮，殃及內地會宣教站。8月23日，大批民眾衝入內地會教會，焚屋劫財，造成李愛恩（Henry Reid）、路惠理（William Rudland）、白愛妹（Emily Blatchley）、瑪麗亞四人受傷。當時瑪麗亞已懷孕六個月，急難中跳樓求生，失血甚多。事發之時，戴德生不求助於英國領事，反求助於揚州官府，騷亂方得平息。亂後，兩江總督曾國藩負責承辦此一教案，調查結果曰："...... 嬰孩死傷雖多，並無挖眼挖心之弊，是醫生與乳媽之咎，並無教士之過。育嬰乃法國教堂之事，尤非英國教士之過。......揚城百姓之疑可釋，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!"事後，戴德生和內地會以基督之愛化解仇恨，無任何報復之念，亦不尋求賠償。但英國政府與英國領事麥華陀（Walter Henry Medhurst Jr.）以此事為藉口，以砲艦政策對付中國，卻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。此舉實違戴德生本意，戴德生於事發之時不求助英國領事，而求助揚州官府，正是他不願意英國政府介入之故。

江浙一帶，每到夏季酷暑難耐，百病叢生。西教士與其家屬，往往因氣候或水土不服而喪生。1867年8月，戴德生長女戴存恩因患腦膜炎而去世；1870年2月，六歲幼兒存禮因肺病死於江船上；3月，剛剛誕生諾爾又不幸夭折；而更為不幸的是瑪麗亞產下諾爾後染上霍亂，於7月23日告別了這個世界。戴德生忍受著巨大的喪妻之痛，將愛妻埋葬於鎮江，墓碑上刻著她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名字。為拯救中國人的靈魂，他把自己的妻子、兒女獻於祭壇上。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親傾吐心中的痛苦與靈性掙扎:"惟衪知道我愛我妻的程度，我眼裡的光，心中的樂都在乎她。她在世最後一天，我們互表歷久彌新的愛情。她為我所作最後一件事，就是將一臂摟抱著我的頸項，一手放在我頭上，我想她是要給我祝福......。當我獨處房中，久不見愛妻身影，不聞在英兒女之腳步聲，恐怖的空虛感向我襲來，至此我方明白為什麼主說:'人若喝我所賜的水，就永遠不渴'。恐怕一天有二十次，不分晝夜，當我的心一再渴了，我向衪呼求，祂就火速來到，安慰我。......我對神的同在與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領受，有時我不禁好奇:瑪麗亞在主的懷中，是否也能有如我這般深刻的體會?"

1871年8月，戴德生返英探望三個孩子，同行的有福珍妮（Jennie Faulding）和宓道生夫婦等人。福珍妮是"蘭茂密爾團體"中人，已在中國宣教五年，當時是杭州教會的重要同工。她與戴德生在船上相處日久，感情日深。抵英後，福珍妮徵得父母同意後，於1871年11月28與戴德生在麗晶教堂舉行了婚禮。

1872年11月，戴德生再度來華。此時他致力於使內地會在各地建立的教會本土化，著力培養中國教牧同工，使教會不再依賴於外國差會，達到自立、自養、自傳。任檉園牧師就是其中的一位。由於他忠心愛主，勤懇作工，帶領許多人信主，故被稱為浙江教會的使徒。1874年1月，戴德生看到中國內地的更大需要，在禱告中求神再預備五十或一百個中國傳道人，以便開發浙江省四府四十八縣福音未到之地；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來打開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門。1874年5月底，戴德生與祝名揚（Charles Judd）進入武昌，擬以此地作為進入九省的根據地。

據統計，"中國內地會"在第一個十年中（1865-1875），已在江、浙二省、內陸二省(安徽、江西)，建立了28個教會，56個宣教站與佈道所；擁有36位西國宣教士，76位中國同工。王來君成為華人在內地會出任監督的第一人，負責統管浙北教牧事宜。

第二階段（1875-1885）：內地拓荒時期

1874年6月，戴德生因脊椎受傷不得不離華返英療養，病重時幾至癱瘓。到1875年4月，戴德生的健康逐漸恢復，他堅信神一定會帶領他重返中國。他每天對著牆上的中國地圖，迫切為九省禱告；更祈求神親自差派18位"大有信心、真誠奉獻、火般熱心，樂意為主生活、為主工作、為主受苦，甚至為主而死"的宣教士去中國。結果神給了他24位，包括已在中國宣教的6位，共30位，從而掀開中國西南宣教開拓史的一頁。

1876年9月，戴德生率隊啟程來華，神此時也為他們打開內地宣教之門。1876-1877一年半之內，大約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國內地，總行程三萬哩路，創下諸多個"第一"：戴亨利（Henry Taylor）是第一個進入九省的宣教士；福珍妮（Jennie Faulding Taylor）是第一個深入內地的女宣教士；賜醫生（H. A. Schofield）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內地會第一所醫院；金輔仁夫婦（George & Emily Snow）是第一對定居於內地（陝西漢中）的夫婦；麥卡悌（John McCarthy）成為第一個進入雲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......。

1876-1879年，中國華北發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災，整整持續了四年，同時伴有蝗災與瘟疫的發生，其中尤以山西災情最為嚴重。巡撫曾國荃如此描述說: "赤地千有餘里，飢民至五六百萬之眾，大祲奇災，古所未見"，甚至在許多地方出現人吃人的現象。

內地會宣教士秀耀春（Francis James）和德治安（Joshua J. Turner）於1876年到山西開拓宣教工場，適逢大旱，遂投身於賑災事宜。隨後，內地會與另外三個差會合作，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賑災行動。因急需從事婦孺工作的女宣教士，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，戴德生只好讓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賑災。當時珍妮已有兩個孩子，但她把他們托給戴德生的妹妹戴賀美照顧之後，便帶著兩個年輕的女宣教士奔赴災區，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兒院，救助孤兒、棄兒。

1879年戴德生在山東煙台養病期間，感覺到那裡依山傍水，氣候宜人，遂萌生創立學校之念，以供內地會子弟就讀。後與祝名揚一起購置土地，購買建材，建造校舍及修養所。1881年1月學校正式開學，名之為"芝罘學校"，當時學生只有祝名揚的三個兒子。1882年招收學生14人； 1886年增至100人，分男、女、預校等三個部門。學校授課一律採英國學制，高中畢業須經牛津考試，及格者可升入英國任何大學。數年後，芝罘學校成為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文學校。至1942年，芝罘中學男女兩校，共栽培學生2,116人，其中內地會子弟756人，畢業後獻身宣教者有152人。

1942年，珍珠港事變後，芝罘被日軍關閉，校產為日軍接收，全校師生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，其中包括戴德生兒子戴存仁(Herbert H. Taylor)牧師和奧運短跑冠軍李岱爾(Eric Liddell)。在二年多時間裡，老師們以他們全部的愛關心、照顧著學生們的學習與生活，直到1945年8月戰爭結束。

從1879年開始，戴德生不顧自己的病體，經常到各地巡視工作，探視深入內地各處的同工。所到之處，給同工們帶去具體的幫助與關愛。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，他已行過一萬五千哩以上的路程。雖然舟車勞頓，十分辛苦，但他內心卻充滿了極大的喜樂， 1880年7月他寫信給母親說:"看到福音傳到中國最偏遠的地方，我心中的喜樂不可言喻。這事工值得我們為之生，為之死"。

1881年11月，戴德生在武昌召開會議，探討內地會的事工與策略。會議決定再次徵召77個宣教士。為此，戴德生特地於1883年3月返回英國。在任職倫敦內地會的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班明（Benjamin Broomhall）的協助下，到1884年共有76位應召成為內地會宣教士，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長女A. Gertrude Broomhall和長子海國錄（A. Hudson Broomhall）。姐弟倆同日啟程赴中國太原，成為日後"海家班"在華宣教的先驅者。

至1885年時，除原有沿海二省(浙江、江蘇)、內陸二省(安徽、江西)外，"中國內地會"已進入福音未至之內陸九省，遠至雲南、西藏。根據海恩波在《中國內地會五十年史》一書中的統計，內地會至此共建立45個有組織的教會，141個宣教站或佈道所，學校16所，宣教士137人，中國同工106人，受洗的中國基督徒1,764人。

第三階段（1885-1895）：國際化時期

在這一階段，內地會開始走向國際化。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國佈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"劍橋七傑"之獻身，在英美造成轟動；後有北美內地會之成立，差派宣教士來華；接著又有歐洲差會加入，成為伙伴差會。同時內地會在世界各地，包括中國、蘇格蘭、美國和澳洲等地，成立諮詢委員會，從而使內地會成為一個超宗派、國際化的宣教機構。

"劍橋七傑"，即何斯德(D. E. Hoste)，施達德(C. T. Studd)，司米德(Stanley P. Smith), 章必成(Montagu H. P. Beauchamp)，蓋士利(William W. Cassels)，杜西德(Cecil H. Polhill-Turner)，與杜明德(Arthur T. Polhill-Turner)。他們之中，有出身貴族、巨商，有運動明星、皇家軍官，又皆為劍橋大學高材生，卻為基督福音的緣故甘願放棄錦繡前程，甚至放棄巨額遺產，於1885年2月啟程來到封建落後、充滿敵意的中國內地，把他們的青春、才華與愛奉獻給中國人民。他們抵華後，數十年之久，深入山西、四川、甘肅，甚至西藏，拓荒佈道，建立教會。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與洪洞縣的中國傳道人席勝魔成為親密同工。席勝魔原係一秀才，吸食鴉片成癮，後由英國宣教士李修善牧師(David Hill)帶領信主，不但自己戒掉鴉片，還廣設"天招局"，助人戒煙。1885年夏，何斯德、司米德等人來到平陽，席勝魔得益良深。1886年當戴德生來山西時，親自按立席勝魔為平陽、洪洞、大寧三區的主任牧師。席勝魔與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，成為主內至交，直到1896年離世為止。

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，為購地建立內地會總部禱告。會間有一位名叫榮晃熙(Archibald Orr-Ewing)的青年人，剛剛在英國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後來到中國，準備加入內地會。禱告會上，他受感奉獻為建造總部所需的全部費用。1890年2月，內地會總部落成，門前紀念碑上刻著:"為神的榮耀，並在中國拓展祂的國度而建"。此後四十年間，這三幢樓房充分發揮功能。到1929年時，內地會宣教士由當年的360位增至1,200位，樓房不敷使用，遂將之變賣，另建新樓於新閘路，並於1931年舉行了奉獻禮拜。

1886年11月13日，戴德生在安慶召開會議上，正式成立"中國諮詢委員會"，任命范約翰(John Stevenson)為內地會副主任，巴子成(James Broumton)為司庫，宓道生(James J. Meadows)為浙江省監督，衛養生(James Williamson)為副監督，顧正道(William Cooper)為安徽省監督。此外還作出兩項決議: (1)徵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；(2)在安慶成立語言訓練學校。為徵召宣教士，戴德生於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，四處奔波呼籲，足跡遍布整個英國。是年底，共有102位宣教士應召踏上中國宣教之行程，再次超過戴德生所想所求。

戴德生在中國多年，深深感受到鴉片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。1888年6月，在倫敦召開的第三屆"國際宣教大會"上，戴德生提出抵制鴉片貿易的動議，並獲得一致通過:"本大會在此，義正嚴詞表達我們的看法，我們謹呼籲政府竭盡所能，全面壓制邪惡的鴉片貿易，否則不足以為那已造成、並且還繼續造成，對中國人民身體、道德與社會，無可計數的傷害，擔負起責任"。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，多年從事反鴉片活動，不遺餘力。他在內地會任職期間，擔任"反鴉片協會"幹事一職，編輯《全國正義》雜誌，並著有《吸食鴉片的真相》(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)，與《英國的罪惡與愚蠢》 (Britain's Sin and Folly)等書。在教會、宣教士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，促使英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全面禁止對中國輸出鴉片。

1887年11月，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美國青年霍亨利(Henry W. Frost)來到倫敦，邀請戴德生到美國講道，傳遞內地會的異象。1888年7月，戴德生在次子戴存義(Howard Taylor)陪同下，到慕迪舉辦的學生夏令會及尼亞加拉湖畔退修會上講道，結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內地會宣教士的奉獻。由此戴德生覺得成立內地會北美分會，接納北美宣教士的時候到了。他繼續在北美領會一段時間後，志願加入內地會的青年竟超過40位之多。經遴選後，最後選定14位，由戴德生親自帶領，於1888年9月從多倫多啟程前往中國，史稱北美"蘭茂密爾"團體。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，主持成立"北美諮詢委員會"於多倫多。到1893年底，北美分會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華宣教。

1889年10月，戴德生為《億萬華民》雜誌撰文"傳給萬民"，呼籲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。此後他的北歐之行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"中國宣教士大會"上，他都一再分享這一信息，結果導致了內地會與其他差會之間的伙伴關係，並且釀成千名宣教士徵召運動。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，應邀前往澳洲主領聚會，內地會澳洲分會遂應運而生。至1890年11月，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內地會，跟隨戴德生前往中國。1891年1至4月之間，來自歐洲、美國、加拿大的七隊人馬，共78人抵達上海；另有北歐來的北美瑞挪會兩隊50人也趕來加入到中國宣教行列，他們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。

此時，內地會幾位資深宣教士的第二代興起，步其父輩的後塵先後來到中國。首先是戴家: 繼戴存仁於 1881年到中國之後，戴存愛(Maria Taylor)、戴存義(Howard Taylor)和戴存信(Ernest Taylor, 1875-1945)也先後加入內地會。

其次是海家:包括後來嫁給何斯德的長女Gertrude、長子海國祿、四女海懿德(Edith Broomhall)，次子海恩波(Marshall Broomhall)，以及四子海文啟(Benjamin C. Broomhall)，先後加入內地會來到中國。不但如此，海家的第三代，包括海國祿的兩個女兒海寬愛(Mary Gertrude)和海寬厚(E. Marjory)，以及海文啟的兒子海恆博(Alfred J. Broomhall)，也分別於1921、1924與1938年加入內地會。戴、海兩家的第二代，被分別派往江西、河南與山西宣教。

再次是金家: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兒女們。先是長女金樂婷（Geraldine Guinness）於1888年來到中國；1894年她與戴存義結婚，此後，國人以戴存義師母稱之。她擅於並勤於寫作，為內地會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歷史。她的弟弟金純仁醫生(Dr. G. Whitfield Guinness), 於1897年到河南行醫傳道，成為開封著名的金大夫，後因感染斑疹傷寒殉職。他的兒子金立時(Henry Guinness)也曾在河南及台灣等地服事。

此外，宓道生、路惠理（William Rudland）、魚愛光(Charles Thomas Fishe)、鮑康寧(Frederick W. Baller)、衛養生、祝名揚，與麥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陸續跟隨他們的腳蹤，加入內地會。其中，麥卡悌之子麥有德（Frank McCarthy），曾擔任芝罘學校校長達35年之久；祝名揚的兩個兒子，祝康寧(Frederick Judd)與祝家寧(Charles Jr.)，還有孫女祝美蘭(Kathryn Judd)，也都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。

截至1895年底，中國內地會共有宣教士604位，中國同工417位，福音站121個，會堂233所；教堂149所，學校46所；中國受洗基督徒7,173位。在組織建設上，先後在加拿大、美國和澳洲等地設立分會；更有挪威、瑞典、芬蘭、德國等各國伙伴差會加入，從而使中國內地會成為不分宗派，不分國籍，在基督裡真正合而為一的國際性差會。

第四階段（1895-1905）：世代交替時期

在這一階段中，中國經歷了中日甲午之戰，戊戌變法以及庚子之亂，政局瞬息萬變。中國的一敗再敗，激起憤怒的浪潮，仇外反教之情日烈。戴德生為各處宣教士的安危，時常焦慮。他的身體，也因長期透支而日益衰退，內地會新老交替不可避免。

1895年，戴德生任命年輕的顧正道(William Cooper)為助理主任，協助處理行政及巡迴探望。1896年5月戴德生將所有事務交給顧正道，然後與珍妮返回英國。雖然年老體衰，戴德生在英國仍然馬不停蹄四處奔波，為要把傳福音給萬民的異象，繼續傳遞下去。同時他探望各個部門，為交接班作準備。他說:"我的目標，就是讓各個部門沒有我，仍然可以運作"。

1898年1月，戴德生第十次來華。剛抵上海，病痛就又發作。待稍微好轉後，他於同年11月即啟程赴重慶，參加1899年1月"華西宣教士大會"。會後病重，珍妮為他跪禱祈求，竟獲痊癒。1899年9月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，戴德生又遠赴澳洲，推行"前進運動"。1900年4月，戴德生應邀到紐約聯合宣教士大會上主講"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"，屆時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亦出席歡迎他。同年5月到波士頓主領聚會，會間突然體力不支，思緒中斷，這是他身體嚴重耗損的結果。

1900年6月，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義夫婦陪同，前往瑞士休養。正當此時，在中國爆發了"義和團之亂"。7月初，顧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殺害，成為內地會首先為主殉道者。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體遇難。在整個義和團之亂中喪生的宣教士，山西126人，蒙古22人，直隸19人，浙江11人，山東、湖北、河南及北京、上海共11人，合計為189人。單內地會被害者就有79人(成人58人，孩童21人)之多。中國基督徒殉道人數更高達兩千多人。

當消息傳到瑞士，戴德生心如刀割，幾乎支撐不住。他說:"我不能看書，不能思想，甚至不能禱告，但是我能信靠"。是年底，他開始寫信安慰受難家屬。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為代理主任。雖然內地會的生命財產蒙受極大損失，但戴德生與其同工仍決定本著基督之愛，持守不索賠、不懷恨、不報仇的原則，即使中國自願賠償亦不接受。休養期間，戴德生心繫中國，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場，未料跌倒背傷重犯，以致不能行動。1902年11月，戴德生辭去總主任之職，1903年1月由何斯德繼任為第二任總主任。

1904年7月30日，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，葬於瑞士。1905年2月，戴德生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，啟程前往中國----他心中眷戀的第二故鄉。他們於同年4月17日抵達上海，適逢"中國諮詢委員會"召開春季大會，故得以會見何斯德、范約翰、宓道生等主要同工。隨即前往揚州，度過復活節後，又前往鎮江，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瑪麗亞和孩子們的墓。然後乘船到漢口，與好友丁韙良（W. A. P. Martin）、楊格非(Griffith John)會面，並留下珍貴鏡頭，當時三人在華宣教時間合為156年。5月1至31日他們一行三人前往河南，探望教會與同工，所到之處，深受歡迎與愛戴。6月1日戴德生來到長沙，親見福音在禱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，心中倍感欣慰。兩天後他在長沙去世，享年73歲，歸葬在早他而去的愛妻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墓旁，並他所深愛的中國土地上。當他離世時，內地會宣教士已由當年的24位增至825位；中國同工增至1,152位；中國受洗基督徒已達18,625人；有組織的教會有418個，宣教站、佈道所與會堂合為1,424個，學校150所。而且中國內地會所奉行的信心原則，例如不募款、不舉債、無定額薪資等，皆成為後來許多信心差會的典範。因此戴德生不僅被稱為"中國內地會之父"，也被視為"信心差會之父"。

1853年戴德生帶著基督的愛來到中國，52年後，他帶著中國人的愛，歸返天家。然而，這愛的故事並未因他的死而完結，乃是透過千千萬萬的宣教士、中國傳道人、信徒，以及他的兒孫，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來，從未中斷，並且還將持續下去。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獻身於中國宣教。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華宣教時間長達64年之久；他的兒子戴永冕（James II）也終身奉獻給中國教會，先後在河南、陝西、台灣等地，拓荒佈道，建立教會，開辦聖經學校，為教會培訓人才；他的兒子戴紹曾（James III）於1929年出生在開封，珍珠港事變後，曾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。他的兒子戴繼宗（James IV）於1959年出生在台灣，現在已成為台灣人的女婿。他正如其名"繼宗"一樣，繼續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，繼續關心祖宗所關心的中國。如今華人的血已融入戴家，他們的第六代正在成長。幾年前，戴繼宗與妻子帶著年幼的兒子戴承約，來到鎮江戴德生的墓碑前，向神禱告，求那大大感動戴德生的靈，繼續感動承約，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樣，願意奉獻自己的一切給中國人。神的愛，藉著戴德生、他的同工和他的後世子孫，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

作者：李亞丁

關於作者

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，李亞丁博士現擔任《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》(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)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。

原文出處：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，http://www.bdcconline.net/zh-hant/stories/by-person/d/dai-desheng.php